连着两个星期“走南闯北”地开会，冷落了《译不达意》。现在回头介绍一篇七月底《经济学家》网站上的有趣博客，题为”Plato’s Republic of China“，可以译为《柏拉图的中华共和国》。这个题目需要解释一下：柏拉图(Plato)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数学家，雅典学院的创始人。雅典的这个学院(Academy)是西方世界第一个高等学习机构。整个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基础是由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本人，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奠定的。柏拉图最著名的著作叫”Republic”（共和国），阐述了什么是公正，讨论了各种政体和社会模式。柏拉图写作的特色是用（苏格拉底）对话形式，他的”Republic”（共和国）一书就是以苏格拉底(Socrates)与雅典人及外国人（非雅典人）讨论的形式写的。《经济学家》网站上的这篇博客就是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一个争论以对话形式生动地总结了一下。以下是该文的大意翻译。
正如每个书商所知，禁止某个出版物只会使每个人都想要读它。自2006年以来，中国一直拒绝公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为中国写的年度报告。这反而引起了对刚刚看到曙光的2010年报告的不同寻常的兴趣。
拒绝公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例行检查报告的国家往往是穷国（圭亚那），刺猬头（沙特阿拉伯），或既是穷国又是刺猬头（缅甸）。事实上，一个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考报告的反应几乎比你在报告自身中找到的任何经济指标都更好。穷国害怕基金，选择压制其结论;中等国家与它争吵;富国对它不在意。
关于中国的这份报告显示，中国仍然牢牢地在第二阵营，还不属于最后那个阵营。中国当局仍然十分在意基金的意见，确保该报告既反映他们的意见也反映基金的意见之后，他们才同意公布该报告。这个你来我往的争论显示在该报告部分内容有“我们这样说，他们那样说”的味道。事实上，这个关于中国有争议的贸易顺差(current-account surplus)的讨论可以很容易地写成一个苏格拉底对话：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的汇率仍然是“大大”地过低。
中国：你怎么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你的美元储备迅速增加。
中国：那是因为美国人印钞印得太快。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自从90年代后期，你的实际汇率几乎没有加强，尽管你所取得的各种进展。
中国：这是一个随意的日期。如从1994年算起实际汇率上升达50%；从2005年算起实际汇率上升达2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你说的很正确，与随意的一个时间点比可能是蒙骗性的。
中国：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你的贸易盈余将在未来数年继续膨胀。看看我们的模型！
中国：我们驳斥这一观点。我们的盈余在未来数月将继续下降，然后趋于平稳。均衡点就在眼前。未来将与过去不同。你的模型就像一个洞穴墙上的影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你能不能借给我们一些钱？
中国：500亿美元够不够？
题外话
7月31日的《经济学家》封面值得与大家分享：
该期的主题是“中国工人的崛起，为什么这对整个世界是件好事”。其主要论点之一是，中国蓝领工人的工资上升，会降低中国的出口，提高中国的进口，帮助平衡世界贸易，与人民币升值起同样作用。经济的不平衡就象被堵的水一样，这里不行，总有其它脆弱地方来释放压力。
如果人民币升值，得益的将主要是中国的白领阶层，沿海城市的精英，因为只有他们有余钱消费进口货。蓝领工人主要消费国内产品，不受人民币汇率影响。如果中国蓝领工人工资上升，人民币维持低汇率，中国的白领阶层和沿海城市的精英的实际生活水平会相对下降：保姆和钟点工的价格会跟着蓝领工资上升，进口货依然如此贵。
从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来看，让（穷二代的）打工仔打工妹多分一杯羹是件好事。
Postscript（后记）：
在中国政府内部，主张提高人民币汇率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人行的职责是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目前中国经济的重要敌人是通货膨胀。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是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部分：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到海外，客户付的是美元等外币，为了支付厂家，中国人民银行得印相应的人民币。如果有相应的进口，人民币数量与市场上的商品数量还是平衡。如果有大的贸易顺差（出口大于进口），人民币数量会超过市场上的商品数量，这就是通货膨胀。普通人的感受就是物价上涨。当然中国政府用各种手段限制因出口而来的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但中国的贸易顺差之巨大，时间之长，人行的调控越来越难。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贸易顺差额就是中国通货膨胀燃料箱的读数。如果提高人民币汇率，即使贸易顺差不减少，人行也可少印一些人民币，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在中国政府内部，反对提高人民币汇率最积极的是商业部，因为商业部本身的业绩依赖于出口企业的业绩。但是认为维持人民币低汇率可以继续维持出口增长的想法是非常短视的。先不讲国际经济环境变了，人民币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是蓝领工人开始组织起来要求加工资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蓝领工资的上升又会造成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厂家会把增加的成本以提高货物价格的方式转移给消费者，这不仅发生在出口品上，也会发生在国内市场上。通货膨胀的失控于民于国都是极其有害的。
汇率的调控是可大可小，可上可下。蓝领工资却是上升比下降容易得多，蓝领工资上升和通货膨胀还有可能形成相辅相成的恶性循环。劳工与厂方的冲突还对社会和政治秩序造成威胁。允许民族主义情绪左右宏观货币政策？悬乎！
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普遍由任期长的技术官僚负责，独立于政府和议会，就是为了减少政治对宏观货币政策的影响。利益集团的呼声，老百姓的情绪，都是民主政治的正常部分。但宏观货币政策，必须紧盯着通货膨胀，以维护长期持续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际组织，但它的话语权掌握在西方经济大国手里，本来的游戏规则就是他们定的。目前 这场尚未结束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改革，强化其监控能力。其关键在于更加重视对全体成员国的公平监控，尤其是重视对那些有着巨额跨国资金流动、拥有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发达国家的监控。当前中、印、俄、巴西“金砖四国”经济力量在迅速增长，特别是中国，2010年GDP将位居世界第二。为了更好地体现四国真正的经济实力，应扩大四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权。本帖谈到中国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报告“既反映他们的意见也反映基金组织的意见”这没有什么不对，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只有仅让当局说话不让基金组织说话，即不让基金组织报告公开才是错误的。
《柏拉图的中华共和国》一文作者的潜台词是：中国总是听不得批评自己（或隐含批评自己）的意见。这个意思值得中国警惕。中国既然已经决心投身市场经济全球化潮流，并已经从中得益，成了国际大家庭德重要角色之一，就要学会“与狼共舞”，就要气量大一点，对批评意见，既要认真倾听自警，又要不过分在意人家的言语、腔调。俗话说，有理不在言高。事实总归是最顽强、最有力的。开放的心态，外部与内部言论的自由，这不仅是市场经济体系自身的要求，也是国力强盛、有自信心的表现，这方面中国还需要继续努力前进。
本帖对中国工人力量的崛起持肯定态度，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说的，如果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说，也是好事。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蓝领工人一方与老板、白领一方贫富差距太大不仅说不过去，而且不可能有社会稳定，这对各方都不利。国内工人此伏彼起的罢工风潮，考验着工会干部的立场和智慧，也考验着当局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共赢的执政能力。
本帖后记中说：“蓝领工资上升和通货膨胀还有可能形成相辅相成的恶性循环。劳工与厂方的冲突还对社会和政治秩序造成威胁”。岂止如此，蓝领工资上升，还可能使中国丧失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使外资企业从中国沿海转向内地，继而转到非洲去寻求发展，最后使中国失去“世界工厂”的雅号。其结果是逼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即在世界经济分工中，不再光做“手”和“脚”，而是像欧美日发达国家那样也做“头脑”。如果真那样，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蓝领工人短缺而大学生失业，恐怕就会反过来了。这个过程会是个痛苦的震荡过程，但这是中国由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坚持改革，包括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才有出路。当然转型不能太急，不能超过社会和人们心理承受的能力，那会有失控的危险。政府在这里负有重要责任。
美国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比较敏感，凡是不按美国意志办的事，他都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确有过“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干蠢事的时候，义和团运动，以及后来的抵制洋货等等都是。今后仍要警惕，要理智，不能情绪化。今非昔比，现今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的时代了。不过美国也有闹“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比如他的单边主义，他的金融危机来时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撇开联合国打伊拉克等等。由于他是老大，他的“民族主义”表现为“霸权主义”，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很多国家依赖它、怕他，不敢点穿。问题是全球化的潮流已经把中美两国的利益捆在一起，恨也好，口水战也好，有时还真的不得不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两国明智的政治家
对此应该清醒，当努力摆脱冷战时代的梦魇，争取一个较好的未来，何况对于当下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中美两国都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两者都是地球村的大佬，当然美国还是老大，中国要承认这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