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总统和教皇更厉害

James Carville是帮助比尔 · 克林顿在1992年赢得总统选举的主要竞选策略家和经理。今天，他仍经常在电视上作“权威人士”（英文pundit，从印地文借来，源自于梵文，意为“有学问的人”）。1993年2月，华尔街日报报道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曾想，如果有轮回转世的话，我要投胎为总统，或教皇，或0.400棒球击球手回来。但是现在我想投胎为债券市场回来，因为你可以威吓任何人。” 他之所以说这话，是因为他震惊地认识到债券市场对政府的影响力。《蝴蝶》贴及《龙卷风》贴，还有《摧毁》贴，讲的都是财政决定政权长期命运的故事。

去年这个时候，我（听）读了《钱的上升》(The Ascent of Money)一书。（题外话：该书名是模仿达尔文的名著《The Descent of Man》（人类的起源）。）该书讲的是世界（其实主要是西方的）从金属货币到二十一世纪资产泡沫(asset bubble)的金融史。《龙卷风》贴中关于中产阶级受超级通货膨胀打击最大的分析就是来自此书。

我从该书学到的另一个心得是政府债券市场的来源和这个市场在西方历史上的作用。过去，欧洲各国政府借钱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相互打仗。今天，欧洲各国的军费开销低到美国经常抱怨欧洲不承担责任。可是今天，欧洲各国依然经常财政有赤字，有的还背着沉重的国债。原因是什么呢？高福利造成高支出。政府从来不创造财富，政府的“收入”有三种来源：一是税收，二是举债，三是印钞。今天欧洲许多国家，因为使用欧元，印钞（或货币贬值）这一招已被剥夺。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举债永远比增加税收容易被接受。在民主制度里，提出增加福利的政治家往往受选民欢迎，政治家往往躲避提出消减福利。用发行国债的办法来维持或增加福利，一般可以维持一阵，直到债券市场“说不”。

今天的希腊就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如果希腊政府不采取消减福利增加税收的紧缩政策的话，它就借不到钱，发不出政府工作人员工资，付不出任何福利（从公费医疗费到养老金），政府立马瘫痪。债券市场可以战胜民意和选票箱，大罢工和游行大抗议，挺厉害的吧。3月8日的纽约时报报道，希腊总理Papandreou（帕潘德里欧）说：“一个民选政府，正在人民的同意下进行庞大的改革，但被缺乏管理的市场上的集中势力所破坏，而这种集中势力超出了任何一个政府的力量。” 这是一个政府首脑体验到了债券市场的力量。这种时候谴责市场，有点象不顾悬崖继续前进的人，在一步踩空之后，谴责重力把他往下拖。

从表面看，做坏人的是欧盟，德国不愿意拿自己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不负责任的希腊公民。因为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德国人民连借钱救自己经济都不积极，害怕造成通货膨胀。在欧洲之外，做坏人的是国际货币基金(IMF)。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就是国际货币基金逼着韩国政府采取不受欢迎的紧缩政策。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都不愿意填无底洞，只有在债券市场认为政府的紧缩政策提高了政府还债的能力和可能性时，（表现为政府债券的市场价格上升，实际利率下降），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才愿意垫钱帮助一下临时的过渡。

《钱的上升》一书的最后一章的标题是From Empire to Chimerica。Chimerica一词是该书作者，著名英国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尼尔 · 弗格森），把China（中国）和America（美国）二词挤在一起生造出来的。该词不好翻，我觉得可以翻译成“华美国”，模拟了原词的结构，保留了原词的味道。《钱的上升》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成为“从帝国到华美国”。Chimerica（华美国）一词的产生和流行，反映了中美经济依存关系的深化和重要性。这个依存关系的一个方面是中国政府成为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持有者，在两边都引起不安。

最新数字是2009年12月的数字，中国政府持有8948亿的美国政府债券，已比最高峰的2009年9月和10月降低了435亿。单看这些天文数字很吓人，但把他们放到上下文(context)中就容易理解了。首先，日本的中央银行持有7657亿的美国政府债券，与中国的数字接近，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与中国的也接近，所以中国的数字并不特别过分。其次，中国占所有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的24%，但只占所有美国国债的7%。不错，中国政府是美国政府的最大债主，但这个最大债主只控制7%，再者，中国的外汇储备达24000亿，美国债券占37%。外汇储备的最终作用是可以在外国市场买东西。比中国大的市场只有三个：日本，美国，欧元区。中国的与日本的，美国的和欧元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很接近，但美国和欧元区是中国与日本的3倍多，所以37%的美国政府债券并不过分。作为对比，日本手中的美国政府债券占其外汇储备的70%。除了美国债券，中国外汇储备中还有大量的美元现金，但中国不公布具体数字。（其实中国连手中美国债券数字也不公布，大家是从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知道。）因为有利息，美国债券要比美元现金保值。

美国的国债（12万亿）是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4万亿）的86%。这个比率无论是跟世界各国比，还是跟跟历史比，都还不算过分。所以大有左翼经济学家建议借债刺激经济，只要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得比国债快，债务负担反而下降。至少到目前为止，债券市场对美国债券还充满信心，美国债券的利率竟然还在下降，使得房子的贷款利率也下降。这里的同事朋友中，申请新的低利率贷款来取代原来的房子贷款，又成为热门话题。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已经借的债，而是将要借的债，即如果现行政策不变，将不得不借的债。美国二战后出生高潮的人现已开始退休，他们的税收贡献会减少，但政府为他们付出的福利费用会增加。如果按现定法律给老人们发养老金和提供公费医疗的话，美国现在缺口107万亿，是实际国债的近9倍！也就是说，美国还没有到悬崖边上，但如果按既定线路走下去的话，离悬崖越来越近了。这代人在美国政治上很活跃，影响很大，要砍他们的福利可不容易。美国政府能不能改革，拯救自己？这还是个悬念。

有一点值得指出，美国在世界上有“世界警察”的名声。它平时的军费开支就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还大，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的额外开支，还有与苏联打了45年冷战的历史。这些巨额军费开支无疑增加了赤字和国债，但与老人福利的缺口比，还是小巫见大巫。这个世界真的与过去不同了。

中国国内有消减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卷的呼声，依我看，中国政府已在悄悄地做，中国持有量已比最高峰下降了435亿。债卷市场目前为止反应平稳，利率还降了。如果中国不相信美国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话，这不失为谨慎之举。但把美国债卷换成什么呢？美元？还是承担类似风险，但损失了利息。日元？日本的国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是192%，风险更大。欧元？欧洲的政治整合远远落后于欧洲的经济整合，潜在的风险不小。（美国1776年独立时是“邦联制”，经济和财政上面临许多类似于今天欧盟的困难。1787年生效的“联邦制”宪法带来的政治整合才给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提供了基础。）其他国家货币？量太小，杯水车薪。

其实只要中国继续维持对世界各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中国的外币储备就会继续疯长，中国就得继续被美国债卷和美元缠住，或承担其他货币更大的风险。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增加进口来减少顺差，最简单有效的手段是让人民币升值。出口到其他国家，是为了拿回报：要么是立马兑现的货物或服务（进口），要么是写在纸上的承诺（现金和债卷）。如果你不相信对方的长期能力，你是要货物或服务呢？还是要现金和债卷？

外币储备是经济小国为了防止外界经济动荡冲垮自己的保险基金。但对经济大国来说，外币储备的保险意义越来越小，因为经济大国的规模成了更好的保险。外币储备失控的增长反而成为经济不平衡的征兆。经济规模跟中国差不多的日本的外币储备是1074万亿，只有中国的45%。经济规模是中国3倍多的欧元区的外币储备是648万亿，只有中国的27%。经济的规律是很明确的：任何不平衡都会最后回到平衡，要么是有次序的恢复，要么是一泻千里的大震荡。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巨额贸易顺差的继续增长对人民币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可能最后促使中国不得不让人民币升值。这个星期，西方媒体纷纷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3月6日的人大常委会上说，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是临时的特殊政策，早晚会结束。（有意思的是，英语媒体对周小川讲话的关注超过中文媒体。原因之一是，在西方，中央银行行长是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决策人，独立与政府首脑。而在中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只是二层的技术性官员，服从于一层的政治领导。）

人民币的升值对以低价格为主要竞争点的商品和企业会有打击，他们可能会去其他国家或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对于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中国沿海地区来说，该是走高质量和高设计路线的时候了。提高中国产业结构不能只停留在嘴上，人民币的升值比什么宣传或政府指令都有用，因为企业的本能是要生存发展。人民币的升值还能提高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特别是沿海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可以消费高质量的进口商品和服务，（逼着国内企业提高质量来竞争，）还有能力去世界各地旅游消费。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在中国，批评买美国债卷的和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是同一拨人。这些“说不派”知不知道这两条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美国政府反复要求中国政府让人民币升值，造成许多中国人的怀疑。对，美国政府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利益，中国政府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利益。但符合美国利益的事不一定是违反中国利益的事，事实上，今天中美经济利益的结合点越来越多。美国（西方）这边，“华美国”，“20国集团的核心是2国集团（中美）”，“中美关系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等说法很有市场。因为中美的社会和政治价值取向仍有重大差别，不少人觉得“华美国”未必是好事，但他们至少承认这是即成现实。中国这边，依我看，许多人对“华美国”之说基本持怀疑态度，对中国崭新的经济地位缺乏认识和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