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里龙卷风

今天的上海，有不少新的城市标记。我最欣赏的要数新天地：中西合璧的石库门的弄堂里，有欧式的餐馆，咖啡馆，酒吧，冰激凌店，及电影院，一派小资的温馨。凭我小时候的经验，那些上电视的招牌建筑，上海人只有在陪外地来的亲戚朋友玩时才会去。今天，“外地人”还包括我们这种美国乡下人 。新天地这种地方则是为上海的小资们造的。

中文的“小资”或“小资产阶级”来自于法语的bourgeoisie，英语则直接照搬这个词。英语还另外有个土生土长的同义词：middle class，中文一般翻为“中产阶级”。在英语里，这两个词意义非常接近，但味道不同。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一词，因为十九世纪的革命理论，总带点贬义。middle class（中产阶级）一词，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开始流行，中性偏褒义。

与其他小资经常出没的地方比，新天地的特色是它的环境：石库门建筑和弄堂。石库门即是上海独有的建筑风格，也是上海的一个缩影：它结合了东西方传统，无意中又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石库门每个单元的风格源于江南传统二层楼民居：木结构加砖墙，进门是天井，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石库门总体布局则是欧美的联排式，结果又形成了“弄堂”特色。

石库门还是近代中国一个新阶层，城市中产阶级，的纪念碑。金观涛和黄仁宇都曾指出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社会有个重要的变迁：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农村的士绅阶层，大规模移居大城市。这些人拥有土地财产，几代人都曾忙于考科举，后来又是学洋学乃至留洋的积极分子。进城后，有的在洋行做事，有的经商或创业民族工业，有的成为教授老师，作家编辑，各种文化名流，还有的成为各级政府官员和军官。（这个趋势至今仍在继续：农村出生的大学生的理想是留在大城市做中产阶级；各地先富起来的人乐于在沿海大城市买房子安家。）太平天国打入长江中下游后，几个最富有省份的士绅阶层涌入上海租界，寻求保护。石库门的出现和兴起就是为了满足这批人的居住需求。新天地里有个“石库门博物馆”值得一看，里面讲了这段历史，描述了当初石库门住家的生活方式。这个小小的博物馆占了完整的一个石库门单元，可以看到当年的格局。

石库门里的小资曾是推翻帝制，要求共和的主要社会力量。他们也是国民政府的主要依靠阶层之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有“平均地权”的要求，带社会主义色彩。二十世纪初，石库门里的小资因为仍然与农村土地的拥有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坚决反对，“平均地权”就只好被搁置在纸面上了。其实后来，几十年的战乱逐渐将石库门小资们与农村土地的联系斩断。

国民政府对大城市，特别是沿海大城市的依赖惊人的高。按黄仁宇的分析，国民政府整个财政收入几乎完全依赖于海关税和大城市的商业税。它从广大内地农村收上来的农村税，都不足以供给当地政权的经费。只要国民政府控制着沿海大城市，围剿苏区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都不足以伤它的元气，它总还有能力组织更大规模的围剿。二战中，日本的战略是夺取主要大城市和沿海港口，对国民政府造成的威胁几乎是致命的。老蒋打仗从来就喜欢留一手，但日军在上海登陆后，在沪宁线上，老蒋把自己的嫡系精锐扑了进去。不久，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国失去了所有出海口。要不是美英的援助，即使老蒋不投降，国民政府的瓦解也只是时间问题，不能向自己的部队提供粮饷和军需的政府等于没有军队。为了“把中国留在战争中”(keep China in the war)，美英提供了大量经费，并花大代价从东南亚通过空运和陆路运输军需物资。

当然，石库门里的小资并不是铁板一块。从新天地的石库门博物馆出来，拐两个弯就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摧毁国民政府的种子，也是在石库门里种下的。“一大会址”不仅保留了当年开会的那个单元，周围联在一起的单元的外部也被保留，所以还能看到当年弄堂的样子。要想了解石库门建筑和弄堂环境，一大会址则是一个免费的“石库门博物馆”。中共元老和核心骨干往往是中产阶级家庭出生，受过教育。真正为每天的饭操心的穷苦人，走头无路时可能会造反，但不会有时间精力和经济能力去读书学理论，按理想来改造世界。共产党的萌芽虽然是在沿海大城市，但开花结果是在内地农村。“农村包围城市”不仅是个军事策略，实际上还是一个政治策略。抗日战争之前，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最穷困偏远的内地农村得到响应，但沿海大城市却象是另一个世界：经济蓬勃发展。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往往被从军事角度来解释。其实，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原是国民政府主要依靠的城市中产阶级，对国民党彻底失望，觉得谁上台都不会比现状更差。这种唾弃在战场上的表现是国民党军整团，整师，整军地投降。要知道投降的部队里有曾在艰苦环境下仍坚持对日作战的英勇部队。一旦军官们失去了对政府的认同，勇敢就成了无故送死。

是什么原因使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发生如此重大转折？超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首先，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城市经济的打击比前面各式各样内战的破坏都大，战后城市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比战前差好多。其次，超级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是有一定积蓄，拿固定工资的城市中产阶级。文盲的无技术工的工资很低，但不能低于最基本的吃饭钱，否则没人来做这份工。在超级通货膨胀情况下，工厂主得不停地提高最低工资，否则无法进行生产。工厂主可以通过不断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来维护利润。中产阶级一般有点存款，超级通货膨胀很快将家底变成废纸。大学教授，公司职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可能经常涨。即使涨，也不可能跟得上超级通货膨胀。先是辞退佣人保姆，最后还不得不为柴米油盐操心，城市中产阶级滑向了城市贫民。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说，“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没收，而且是秘密的，不被注意到的，没收公民财富的重要部分。通过这种方法，政府不仅没收，而且没收也没有准则；这个过程使许多人陷入贫困，但同时富了一小撮人。”过去，中产阶级不愿意他们的财产被“共产”。到了四十年代末，他们财产的相当一部分已被国民政府通过超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给没收了。即使共产党当政，他们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政府里的中下层官员，军队里的中下层军官，愿意为维护国民党政权而牺牲的人没有了。

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中产阶级的基本心态是相信靠自己的聪明勤奋，明天会比今天好，下一辈会比自己好。经济蓬勃发展时，他们往往是现有秩序的支持者。超级通货膨胀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同时，他们还看到接收大员们利用职权大发腐败财，可以想象他们的失望，焦躁和愤怒。一旦现有秩序被一个阶层视为不公平，这个现有秩序就失去了这个阶层的支持。正当被中层激进派组织起来的农民军强大到有能力直接挑战以城市为基地的政权时，国民政府在大城市的统治基础开始瓦解了。石库门载舟也覆舟。

下一帖，我打算写一写，四十年代末这场摧毁了国民政府的超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的来源。数学中有个分支叫“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其中心思想是复杂系统的不可预测性。通俗说法是“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纽约的一场龙卷风的最一开始的空气波动可能只是一只北京蝴蝶的翅膀震动。引起四十年代中国这场龙卷风的蝴蝶有好几个，其中一个还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就是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垮台，美国也立了一功。